与此同时应巩固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必要时可推动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建设，以区域货币合作为突破口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对用户知情和授权的安排，充分体现了我的数据我做主的原则，同时为众多数据需求方提供了一个光明正大获取用户数据的途径，有利于解决当前数据交易中的灰色产业链问题。另一种是其介入金融业务之后所产生的信用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

比如存款、贷款和支付结算是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有商业银行牌照就有这三项基本业务。然而，金融和技术的业务边界逐渐模糊，监管空白之下为平台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套利创造了机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金融风险问题。二是其是否介入到传统金融获客、客服、风控、营销、支付和清算等前、中、后台业务中的某一个节点，试图解决金融服务领域中的某一个或某些痛点问题，最终形成新的金融服务、组织或模式。对此，吴晓灵提出金融科技的定义：通过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将数据、技术和金融联结起来，并形成新的金融服务、组织和模式。第三方支付公司依托扫码支付的便捷性，从线上切入线下形成全场景覆盖，在移动支付市场逐渐占据支配地位。

目前，对于如何认定一家机构的金融科技属性，我国监管机构还没有出台明确的标准。无论使用何种技术，都应该使用相同的监管原则。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自古以来长期保持巨大的经济规模，据安格斯·麦迪森（2003）估计，自西汉中期直至晚清，中国经济总量长期占得全球两到三成的比例;唐宋时期，中国人均经济总量一直高于西欧诸国平均水平。

这就意味着表面完成币制统一并自称具有充分独立性的法币制度，其稳定性完全掌握在英美两国货币制度的手中。这些措施虽然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损害了非国有部门而不是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内则可能过多地损害了高效益企业而非亏损企业，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缺少既不损害综合信贷状况又能达到目标的弹性政策工具（易纲，1996），但毕竟使异常严峻的货币金融形势得到了有效缓解。币制统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一开始篮子货币为13种，美元占据主导地位;2017年起增加至24种，随后经过2020年和2021年两次调整，目前CFETS的货币权重，美元从一开始的26.4%下调至18.79%，欧元先降后升至18.15%，显示出减少对美元等主要货币的依赖、增强人民币对外独立性的总体趋势。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这都堪称世界货币制度发展历史进程的一大奇迹。但不无遗憾的是，秦帝国短命而亡，留给半两钱统一流通的时间不长，其实际行用的范围也未及拓展到帝国的更大疆域。

历史地看，不少国家的政府便是在币值的剧烈波动中走向崩溃的，远如元代中国，近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通货膨胀以及中国国民党政府时期法币的恶性贬值等。仅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人民币发行规模便增长一倍，由此导致物价上涨40%，上海粮价更是上涨80%。本文的讨论结果并不支持上述判断。例如，当时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九块根据地先后建立信用机构五十七个，发行各类货币及票券二百一十七种（千家驹和郭彦岗，1985）。

这种判若云泥的结果，除了前述币制统一与币值稳定两个原因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种货币制度初创时期的独立品质差异。此外，历史上中国货币的国际使用强度与范围普遍弱于西欧西亚诸国，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贸易多数情况下为盈余状态，有利于外币输入而不利于本币输出;从货币形制本身看，中国铜钱属低值铸币，单位价值较低，宋代创制之纸币虽币制先进但受信用半径局限，相较于西方的金银铸币，其行用范围和接受程度受到极大局限。而在罗马帝国，金银则主要载于远洋船舱，随时准备媒介海外征伐和国际贸易。即便是在法币改革之后，国统区各省地方银行利用抗战以来的特殊状况，多未遵照财部规定办理，渐有滥发之现象。

人民币开辟大国货币崛起的中国道路 新中国成立开启了人民币成为大国货币的伟大历程，但过程并不平坦，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逐步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人民币方真正重拾迈向大国货币舞台的步伐。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中叶以后，外国银行纷纷在中国发行货币。

币制独立之所以重要，则是因为它事关一国是否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独立的货币政策又是一国主权独立的构成要素。据统计，1681年至1833年间银元和银块输入总额达七千多万两;1877年至1910年墨西哥输出银元四亿六千八百多万元，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彭信威，1965）。

比如，一开始考虑到当时国际贸易与汇率安排的具体情况，人民币曾经采取与美元挂钩的政策。中国则有所不同，其很早就构建了超大规模经济并被认为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长达十余个世纪之久（安格斯·麦迪森，2003）。以上这些，绝非人民币初创时的应急之策甚或制度冲动，而是一种货币制度自从诞生就已孕育并一以贯之的独立品质和自立精神使然，是人民币制度自强不息的灵魂体现。革命根据地在积极推动币制统一的同时，尤为注重币值稳定。其实，这种判断很容易陷入以他例我的逻辑困局，在政策操作上也极易导致削足适履的后果。在币制方面，以开元通宝开辟此后一千三百年沿用不辍之新币制格局，可谓气势非凡。

与此相对应，外生性（通常为高值本位）货币制度的国际扩张充满强制性与掠夺性，可越是外生性的货币制度就越是容易成为大国货币甚至形成货币霸权。一般来说，行用范围大小并不是判定某种货币制度绩效的硬条件，但作为大国货币，则需要依托一个足够大的地理空间。

就连某些敌占区的人民也乐于接受根据地货币，以便随时购买根据地的各种物资（刘海波，2013）。正因如此，在当时需要兼顾国内建设与抗美援朝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不降反增，甚至超过了货币发行额。

客观地说，此建议不无合理性，但其致命之处是忽视了币制独立对于主权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其难以落地实施则早在意料之中。在当今世界，举凡大国都无一例外地坚守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与货币政策。

正是基于这种宝贵基因，根据地货币的幼苗历尽风霜雪雨的洗礼与淬炼，最终成长为人民币这颗参天大树。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顺应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增长的基本趋势，与中国作为全球贸易大国的地位是相称的，但贸易大国并非必然意味着主权货币的广泛国际使用，对于中国这样的长期顺差国尤为如此。一般看来，财政压力是任何货币制度发展完善过程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实际上，传统中国并非如一些观点所说的那样因缺乏金银而被迫行用青铜铸币，行用低值货币其实是经济结构的内生需求使然。

直观地看，以上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其所牵扯的一种逻辑参照值得警惕，那就是：人民币迈向大国货币之路一定会别无他选地遵循英美大国货币成长的路径;或者说，英镑、美元之路是大国货币成长逻辑的历史终结。如上海投机商人一度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试想，当时的法币制度连最基本的货币职能都难以履行，何以成为支撑所谓大国地位的货币制度条件？ 革命根据地货币：大国货币品质的艰难孕育 人民币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革命根据地早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一个缩影。但其大国货币的整肃稳定品相却仅维持半个多世纪的短暂时光。

人民币自从其前身即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以来便始终怀抱币制统一理想，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实现这一理想的条件逐步具备。体现在货币制度上，与小额零星交易相匹配的货币形制则非低值的青铜货币（以及铁钱）莫属。

从总体上看，为了维护币制独立性，人民币汇率制度长期坚持以我为主、适时调整的策略。可是一有条件和机会，就会积极着手推动根据地货币的统一发行。这种维护币制统一的理念甚至贯彻到陕甘宁边区银行一度积极维护法币主币地位的过程之中。此后，南方多地农民协会陆续创建银行或信用社并发行货币。

截至2020年末，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有意思的是，这种现象以另外的形式延续至今：与超大规模经济体量相伴随的是人民币的低水平国际使用。

不仅如此，大国货币还有特殊的时空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储蓄偏好强烈，国内储蓄率高企，国内金融资源充足，为保持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十分难得而优渥的金融支持条件。

人民币从一开始就秉持币制独立原则，采取不兑现的银行券形式，摈弃与金银等贵金属挂钩的主流本位思路，不规定含金量，甫一亮相，便展现出崭新而独特的货币制度面貌。相较而言，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倾向于进一步考验一个国家主权货币体系应对全球货币金融状况变化以及承担与处置相关风险的能力。